撰文：陳芸英

讓時間先回到2007年。
當時的謝惠婷是一位從台北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按摩師，很多人覺得她應該有其他出路。某天，她的同學告訴她，高雄教師甄選不但開放身心障礙名額，還考很多法律題目，「重點是非常缺『公民科代理』老師，有些學校還招不到呢！所有的條件都對你很有利，只要你願意嚐試，機會應該很大……」這番建議給了她很多思考空間，她想，與按摩比起來雖然每天會遇到很多不一樣的客人，相較之下學生更單純，她也喜歡當老師，內心微微心動，問了自己，「我可以嗎？」另一個聲音對她說，「如果沒試，怎麼知道不行呢？」

惠婷決定一試，結果不但考上了，也扭轉她的生活型態，她從按摩師變成老師。

為此，她從中台灣的彰化搬到南台灣。她的行李不多，但擴視機、電腦和螢幕卻佔了大部分。

即將開學，她的問題一一浮現。首先她得清楚教師手冊的規範，這個就拜託搬來與她同住的室友幫忙念給她聽；其次是「如何準備教材？」「該用怎樣的方式上課？」她急著向彰師大討救兵，還好他們的工作之一是幫盲生錄製教科書，這讓她安心不少；至於該用怎樣的方式上課呢？「我想，如果用電腦上課是不是可以改善呢？」於是她買了一台筆記型電腦並且花一點時間熟悉它的操作，一切似乎很繁瑣、很困難，尤其一想到即將面對全然陌生的一大群學生，神經再大條的她也心生憂慮。

開學第一天，她一個人在辦公室熟悉環境，一會兒是當初甄選之一的老師過來打招呼，一會兒是教務主任來關心；下課時間也會有同學帶她認識校園，「我當時想，先把上課的班級路線記住就好……」雖然才一天，感覺很充實，整個校園很友善，學生有禮貌、老師也會跑來主動提供協助、就連在門口等小孩的家長也親切的想順道送她回家，「我心裡有一股暖暖的感動。」一切比她想像中來得順利。

不過，畢竟是代課老師，工作不算穩當。於是惠婷再接再厲，2009年7月，她通過「全國教師聯甄」，成為正式老師。目前惠婷任教於屏東縣大同高中，該校是完全中學，有國中部和高中部，她教的是高中，教的科目是「公民與社會科」。

在她的教學生涯來說，這是第三年，因為前兩年都是代課。「公民與社會」內容涵蓋的領域包括社會與心理學、文化、法律、政治（制度）、經濟及全球化議題。

惠婷自小罹患視網膜色素病變，大學系畢業後視力急遽惡化，目前視野很窄，右眼還有點視力，左眼只看得到一點光，這使她的教學和一般老師不太一樣。

例如改作業，她就希望學生寄e-mail給她，如果使用電腦不方便者，仍然可以繳交紙本，她則請「視協員」幫忙報讀，改考卷也是一樣；另外，她無法兼顧同學的上課秩序，例如有人看別的書或睡覺……她無法第一時間察覺；還好學校的主任經常巡堂，會提醒她班上有哪些同學不守規矩，她大概就有印象，上課會點這些同學起來回答問題，讓他們提高警覺。至於辦公室的工作方面，如果要用到視力的而她不便配合的，除了請求協助外，也會與其他老師協調。

她的教材是用彰師大錄製的高中有聲書，並向廠商索取WORD檔，上課前她會把課文背起來，平時也不斷的研習精進；她還會製作投影片，把上課的重點和補充資料放上去，方法是在自己的筆電上搭配導盲鼠製作，設計一些超連結，教課還算得心應手。尤其現在的學生喜歡有畫面的教材，學校每一間教室都有電腦，她只要攜帶隨身碟即可，她教起來多少彌補視力上的缺憾。她偶而也會寫一下板書，「如果老師寫得醜一點或者寫錯字，你們要告訴我喔！」這一寫常讓同學嚇一跳，因為她右眼還有一點視力，「不過我寫錯字的機率很低，而且學生寫錯字的機率比我還嚴重。」

考試前夕，其他老師會幫學生抓考試重點，她教的班級也提出要求，「老師，你都沒有畫重點耶！」她說，「你們已經是高中生了，必須自己學會抓重點，」不過平時她也想辦法把重點背下來，請同學告訴她這重點是在課本的第幾頁的第幾行，請大家告訴大家。

平常上課惠婷都會打手杖，她是全校唯一拿手杖的視障老師，師生會轉為一種關心，有些同學看她打著手杖進教室會說，「啊，對不起，我忘記去辦公室接你了。」上課的氣氛不錯，她不經意的問問題，同學也反射性的舉手，大家哈哈大笑，「你舉手老師看不見啦！」不過，學生最訝異的是她的嗅覺，有一次上課，她突然說，「有人上課在偷吃東西喔！」這一說，嚇死他們了，「老師，你不是看不到嗎？」她得意地回答，「我雖然看不到，但聽得到聲音並且聞得到味道啊！」

六十九年次的謝惠婷是李秉宏的學妹，曾希望畢業後也能當一位盲人律師，但她發現律師這一條路要長期抗戰，後來絕得老師這一條路比較適合她，於是才興起考教師資格當老師這一條路，此刻的她發現教師的工作更具有挑戰性，秉持著「好的老師一定可以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回饋。」惠婷會一直溫柔而堅定的努力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