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文：陳芸英

她的眼睛是因為高三生病，就醫時來不及挽回，左眼幾乎看不到；她功課很好，大學考上師大心裡輔導系，但右眼開始惡化，只好休學，休學兩年之後復學。

畢業後，她想做一份有意義的工作。大三那年，學校與教育單位合作一些專案計畫，她和同學接了國中的案子，但她全盲，國中男生很調皮，「我覺得老師的威嚴會蕩然無存，」所以她轉為輔導中途失明的視障者，「我覺得我可以陪伴和分享，」所以大四她到愛盲基金會實習一年，跟著督導進入個案家庭，2007年大學畢業後繼續留在愛盲接個案。

她的主管為了訓練她的獨立性，希望她單獨作業，一個人進行並完成，這對她是極大的挑戰。例如往返個案家中拜訪時她得循著地址找住家，這過程需要利用大眾交通工具，不能搭計程車或復康巴士，用意是希望個案也能以她為榜樣，「你看我都可以這樣獨立，你將來也可以。」主管要她自己評估可以做到嗎？願意做到嗎？

當時有定向行動老師拿出地圖告訴她台北縣的地理位置，讓她有粗步的瞭解，同時教她行走，她一開始曾試著走看看，定向老師跟在遠遠的後面，但幾趟下來她發現太浪費時間了，這過程包括問地址、找路、找車搭，甚至有些地方根本沒有路人可以問，身體和心理上的負荷太大了，好不容易找到個案的家，幾乎已經筋疲力竭，於是她改變想想，「也許我應該找更適合自己的位置，而不是執著在自己喜歡且有意義的工作上，不能單想這個層面的問題。」

當時橫在她眼前的還有交友的問題，對方的家人擔心她的眼盲變成一種負擔，於是她想證明自己可以自食其力，不需要靠別人，「我覺得如果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更能說服別人，所以我決定報名『殘障特考』。」因此有「鐵飯碗」之稱的公務人員成為她努力的目標。
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特考放榜，陳彥妤以一分之差落榜；隔年（二零零九）她再接再厲，以第一名錄取身障特考（五等行政人員），去年八月進入職場，目前任職於教育部國教司。

身為榜首，她拿下第一優先權填寫志願。但過去她聽很多人說，由於視障的關係，有可能會被同事排擠，甚至有人放棄，再重考一次；這樣的流言讓彥妤思考志願時格外謹慎。彥妤曾聽視障朋友轉述，過去有考上特考在公家單位工作的全盲者，有人告訴她，因為視力不好，的確受到同事的排擠，甚至有人因此離開甚至重考，就是希望下一個單位更好。

於是她先挑了幾個有興趣的機關，再試著打電話一一詢問這些單位，想聽聽對方對這職缺可能是『重度視障者』擔任的看法，並試著瞭解對方的態度，」說得白話一點就是探口風，接電話的不見得是長官，可能是一般職員，總是就是在該單位工作的人，他認為不管他們的職務如何，他們的態度都有參考意義。

這一招果然幫她過濾不少單位，「有個主管一聽到我是全盲的，第一個反映是如果是其他障別還可以磨練看看，但全盲真的『不適合』，我就把那個單位從我的志願卡中刪去，」當然也有人跟他說真的甜了那個單位他們也不能拿你怎樣，但他想何必跟自己的未來過不去，最後還是放棄。

在她的電訪中，「最友善」的是「國防部」，而打到「國教司」時，接電話的正是他未來的主管，他也不排斥，他們在電話中還聊了將來工作的輔具，對於需要視力的時候可以申請視協員，算是談得很深入，對他的工作也有具體的安排，如果最後他是選擇國教司的話，可以安排有替代役男在旁邊處理緊急事情，如果當時需要視力的話，最後她與男友妥協選擇國教司，擔任書記工作。

如願進入公務體系，彥妤戰戰兢兢。她的工作有四大類，一是科內綜合會診，二是一般補助款司內會診，三是統合視導部內彙整，四是部份縣（市）的性侵害案件督導，前三項大都可以透過電腦作業，但第四項是「紙本資料」，這是她最頭痛的時間。

參加特考是希望工作穩定，但看紙本她的確不行，再加上一開始對公家單位的工作流程不瞭解，例如會議通知該如何寫、如何給；公文如何簽核，對工作內容、相關電腦操作都不太熟悉，「我得問人才行，但問誰好呢？」

彥妤害怕打擾同事，畢竟大家都很忙，而每個人工作份量都很大，很多同事都加班到很晚，甚至假日到辦公室加班，如果要麻煩別人，對方得放下手邊的工作，這的確會造成別人的困擾與負擔，「有時候是先簡單判斷，這同事可能沒那麼忙，再去拜託；或者憑感覺，猜測這個同事可能不忙，才向對方請教問題；」她的另一方式是在容許的情況下，不集中問一個人，問不同的人，例如今天問A明天就問B後天問C，那麼同事被她打擾的時間和次數就相對減少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考上特考之後，她收到一封來自「無障礙科技協會」秘書長楊聖弘的e-mail，內容是，無障礙有提供就業服導及輔具的服務，若在職場上有需要，可以與他們聯絡。彥妤認為有需要，而無障礙也每個禮拜挪出兩天的時間協助她解決電腦操作上的問題，陪伴她慢慢的熟悉業務。

走過初期的慌亂，目前她在工作上也漸入佳境，彥妤覺得視障者擔任公職，「沒有什麼不可以，只要努力去做，問題一樣可以克服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