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「助人」為志業—張瀞文
文/陳芸英
照片/張瀞文提供
弱視者比全盲者容易找工作嗎？其實，他們多數不用手杖，外觀看不太出來，但又無法用正常視力在就業市場與一般人競爭，在職場上，往往才是真正的「弱勢者」。
83年次的瀞文來自彰化社頭，因先天性視神經發育不全；即使戴上眼鏡矯正，左、右眼視力分別僅剩 0.4 與 0.1。
儘管視線模糊，她的童年卻充滿歡樂與自信。這份自信源於父母的關愛。她在鄉下就讀雙語幼兒園，父母也在成長過程中刻意訓練她登台演講的膽量，讓她練就了一副好口才，上台演講也毫不怯場。
瀞文個頭高，但為了看清黑板上的字，父親透過參與家長會，商請老師幫忙安排坐在第一排。雖然難免擋住後面同學的視線，但同學們並不計較，總會自行調整角度遷就她。在這樣充滿善意的包容下，讓她在國小畢業前，始終是個開朗、自信的孩子。
但國中是個轉折點。許多身障生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會遭受同學排擠，但對瀞文而言，那道最深的傷痕卻是來自老師的「言語霸凌」。
開學第一天她跟父親說：「我長大了，我自己去跟老師說坐前排的事，你不要再當家長會的成員了。」
沒想到，當她為自己爭取時，老師卻冷言冷語：「你覺得你提的這個主意好嗎？對其他同學公平嗎？你不覺得丟臉嗎？」瀞文被這麼一斥責，頓時說不出話來，全班仍按身高安排座位。她身高超過160公分，坐在後座，但看黑板真的有困難，她再度提出要求，老師稍微讓步，只讓她坐在第一排最左或最右的位置，其實根本看不清楚。每節課後都必須到講台前補抄筆記。
當她申請擴視機再搭配特製桌椅，同學們好奇圍觀時，老師悻悻然地說，「也沒什麼嘛，還不是你們爸媽用納稅人的錢幫她出的。」
瀞文坦言深受打擊，情緒低落，回家後便把自己關在房裡埋頭念書。
父女感情好，他們有寫字條放在對方口袋的習慣，分享彼此的喜怒哀樂。但那一陣子，父親已經很久沒收到她的字條了。有一天晚上，父親突然敲門，若有所思地用低沉的語氣說：「妳的眼睛這樣，我和你媽都覺得很對不起妳。」
瀞文是個健談的人，受訪時談起自己的故事，不管難受或高興，語調總是開朗，臉上總是掛著笑容，但這一刻，她一邊流淚一邊擦鼻涕，「我聽我爸這樣說，當場爆哭。我再怎麼都不能讓爸爸知道學校的事，否則他會很傷心……」那一夜，她暗自發誓，絕不讓父母擔心。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，她更加努力讀書，她更加努力讀書，最後從彰化女中考上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。
畢業後，瀞文曾在學校、人力顧問公司工作，時間短暫，因為她覺得不適合自己。
她想起畢業前的一門諮商實習，她被分配當一位七歲的小朋友小明（化名）的小老師。小明經常以一些特殊舉動吸引旁人注意，例如上課時發出怪聲、走廊上當眾脫褲、戶外活動故意跳過危險的小溪……次數頻繁。
瀞文一個禮拜只去一天，每次只有五十分鐘。
小明不理瀞文，但瀞文想協助他。
「剛開始，他根本不理我，想盡辦法捉弄我，跟我玩你追我跑，還大聲喊，老師你追我啊……」追逐過程，小明會拿球丟她，使勁丟的那種力氣，但瀞文臉上沒有不悅。但有一次，小明拿剪刀刺她，還用打鼓的木棒敲她的背……
很多老師看到小明的這些行為都會開罵，「可是我跟自己說不行，我要讓他知道，不是每個大人都會罵人，我想知道背後的原因。」為了增進彼此的關係，每次去的時候，她都會準備一個遊戲，建立關係。
小明是個敏感的孩子，慢慢感覺這位實習老師跟其他人不一樣，開始主動找瀞文說家裡的事，原來父母婚姻導致他心靈受創；因此，只要小明願意靠近，瀞文都願意傾聽。
小明感覺被理解了，開始有了改變。
學習快結束了，學校老師跟瀞文說，這段期間，小明進步很多。以前幾乎每天都被叫到辦公室（表示做錯事，需要被糾正），自從瀞文來了之後，變成三個月去一次，近期幾乎不需要去了。
最後一堂課，他們一起摺紙。小明安靜地摺，主動說：「老師，這個送你。」瀞文非常感動，她看到一個孩子的變化。
她覺得「非營利組織」的助人工作也許適合自己。樂於助人的個性來自父母，父母只要知道弱視者就會相助，她的爸媽特別喜歡幫助貧困或身障家庭，誰家有困難就協助他們度過難關，這一路以來她收到很多人的幫助，也希望盡綿薄之力回饋社會。
不過求職過程，一波三折。
投遞履歷初期，當她誠實註明「弱視」時，多半石沉大海，甚至有些單位覺得她「不夠嚴重」。「我覺得自己處在一種很尷尬的狀況，視力不如一般人，卻又不需要拿手杖，無形中成為一種隱性障礙，連找工作都處處碰壁。」
日常生活中亦是如此。走進餐廳，菜單高掛牆上，若請服務生協助讀出品項，對方常冷淡回一句：「你不會自己看嗎？」搭公車更是一大挑戰，往往得等車子駛近、看清號碼後才敢舉手，上車後卻常遭司機責罵：「不會提早揮手嗎？」由於外觀與常人無異，這份不易察覺的障礙，讓她不僅得不到體諒，反倒屢遭奚落。
生活中的不便或許還能一笑置之，但「弱視」絕不能成為求職路上的絆腳石。她認為必須先爭取面談機會。她的表達能力好，邏輯清晰，條理分明，當雇主看到她的優勢，一切進展順利，最後談及薪資條件時，才坦承視障身份。她特別強調，社會上對身障者常有「無法照顧好自己」的偏見，但正因為自己也是視障者，才更能感同身受地為個案提供溫暖的服務。這份真誠的告白，最終打動了主考官。
她以非營利組織為目標。第一份工作是服務新移民女性及其子女。她分享其中一個個案的故事。
這位媽媽經濟狀況不好，輔導過程中，瀞文發現她內心最大的牽掛是愛花錢、愛玩遊戲、上網交男友，有時失聯、夜不歸營的女兒，母女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。瀞文試著減少媽媽的顧慮跟擔憂，「你能把女兒的LINE給我嗎？我跟她聊一聊。」
這位唸高中的女生剛開始根本不理瀞文，她傳了十封訊息，對方可能只回一兩次，而且是單字——好，之後無聲無息。
瀞文覺得自己應該更積極做些什麼，先從媽媽那兒打聽女兒喜歡某一款遊戲，投其所好在LINE上跟她聊那一款遊戲；此外，她知道女孩陷入戀情，主動聊愛情，沒想到真的打動女孩。對方從回一個字變成一句話，內容越來越多，瀞文索性問，「我可以打電話給妳嗎？」女孩可能真的希望有位姐姐可以當好朋友，乾脆地回，「好啊好啊！」
為了更貼近個案，瀞文選在下班後前往女孩家，約出來見面聊天。「我採取『溫柔但不放棄』戰術，漸漸地，我們成了無話不談、共享秘密的好友。」她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與這對母女溝通，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，這對原本不講話的母女，漸入佳境，慢慢地，女兒願意跟媽媽傾吐心事，也主動跟媽媽聊那個男朋友。當這位媽媽跟瀞文說聲「謝謝」時，「我覺得這一切都值得了。」
她也擔任就業服務員，協助輟學或曾待過少年觀護所的青少年「重建生活自理」。
這份工作最大的挑戰是拿掉貼在他們身上的「標籤」。幾乎店家或雇主會問：「他們穩定嗎？會不會來一下又突然消失了？如果在我店裡鬧事，那該怎麼辦？」
瀞文都擔任保證人，「如果有什麼問題，就找我。」
不過即使店家願意，他們也未必想做，他們覺得在外面從事詐騙賺得更多，不想在店裡端盤子或做體力活。瀞文常低聲下氣，「拜託啦，試試看，也許這工作真的適合你。」
由於這些青少年行蹤難定、時常失聯，瀞文幾乎是二十四小時全天候待命。即便半夜手機鈴響，她也會立刻接聽，只為抓住那稍縱即逝的聯繫契機。她明白，一旦錯過這通電話，可能就此斷了這條好不容易牽起的救命繩。
「老實說，半夜接到他們的訊息，我很開心。這表示他們相信你，願意跟你建立關係，之後的協助才能慢慢展開。」
雖然媒合的成功率不高，大約只有四成的人「就業時間」超過三個月，但瀞文不氣餒，她說：「能多拉住一個，就多一個機會。」
瀞文目前就職於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輔導室，她相信，每一位學生都有屬於自己的步調與潛能，而輔導工作的價值，不只是提供協助，更是在學生面對挑戰時，成為能安心依靠的存在。
「我喜歡陪伴個案一起成長，這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。」對瀞文而言，最珍貴的時刻，是看見學生逐漸建立自信、找到方向，並一步一步突破原本認為做不到的事情。無論是課業上的適應、人際互動的磨合，或是未來生涯的探索，她都願意耐心傾聽、細心陪伴。
每一次真誠的對話，都可能成為改變的契機；而每一段陪伴歷程，也讓她從學生身上學習到堅韌與勇氣。
她憶起國中時就診的舊事。
醫生說，她可能到40歲就會失明。「我聽了非常難過，哭了出來。我當下覺得，天啊，以後該怎麼辦，人生好像開始倒數計時了。」
但步入社會後她的想法變得正向積極，也影響她的工作選擇。「如果我40歲就會失去所有的視力，我想在這之前服務很多不同類別的身心障礙者。」
她偶爾還是會想起那一夜，父親對她說心裡的愧疚。她希望爸爸放下愧疚感，因為她現在過得很好，不但能把自己照顧好，還有能力幫助別人，她會帶著這份關懷他人的愛心與專業，繼續走下去。
